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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文学制度与文学的边界
（作者未知） 2010/8/27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 制度 文学制度
论文摘要：文学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制度性分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而，自现代以来，文学必然是寄寓于一定的制度场域。并且，作为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文学制度，就成为界定文学或确定文学边界的重要因素。
在现代以前，文学主要局限于私人领域或私人交往领域。就西方而言，直到18世纪末，作家、艺术家还仅是受雇于资助人、宫廷的受雇者。就中国来看，古代中国的各种主要的文学样式(文体)，如“诗”、“赋”、“祝盟”、“谏碑”、“铭茂”等等，也主要是局限在私人领域或私人交往领域。就在古代中国居于主流地位的诗歌创作来看，很多是以“感……”、或“答……”、“赠……”以及与此相近的方式出现的，而这种方式本身就暗示了某种私人性。也就是说，在现代以前，文学活动主要局限在某一限定性群体之内，因而，对文学意义、价值等方面的限定也主要是由这一限定性群体来完成。“大多数宫廷诗的作者虽然出生于下层阶级，却采取了他们恩主的意识与情趣”那么，在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中，随着文学的社会化或者说文学进人社会公共领域，什么成为界定文学或确定文学边界的重要因素呢?
艾森斯塔特虽然在《反思现代性》中否定了大多数古典社会学和20世纪40,5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假定—西方现代性中的基本制度，以及在西方产生的现代性方案，将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照单全收。但是他并没有否认，在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社会的现代性中，各种各样的制度领域不断呈现为相对自主的维度，只不过它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汇合在一起。“大多数社会的广泛制度领域，即家庭生活、经济政治结构、都市化、现代教育、大众传播和个人主义取向中，产生了一种趋向结构分化的普遍趋势，与此同时，界定和组织这些领域的方式在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则大相径庭，从而引发出了多元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制度领域的建立是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必然产物，只不过在不同的现代性语境下，会产生不同的制度模式。
毫无疑问，文学制度的建立就是现代性所带来的这种制度性分化的一个重要面向，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用法律规范的核心范畴加以检验的政治公共领域的自我理解是以文学公共领域的机制意识为中介的”。也就是说，文学制度是现代性诸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之中的一个必然又必须的组成部分。对此，彼得•比格尔在《先锋派理论》中就指出，艺术作为一个体制，也是“艺术”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子系统，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出现的经济、政治制度逐渐与文化制度的分离过程中而得到确立的。在《文学体制与现代化》中，比格尔做了更为清楚的表述，文学制度是自18世纪启蒙哲学以来，把每个领域的认知潜能从玄奥的形式中解放出来的结果。它与文学、道德、政治等分化为独立的领域是密切相关的。应该说，中国文学制度的现代性探索，是在西方现代性的推动下从晚清就开始的。1905年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本身就标志着现代学科建制的开始。“五四”以后逐渐有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只不过，由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处身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因而，其文学制度的设立也就形成了某种与西方相异的不同色彩。这样一来，我们不妨说，自现代(这里的现代强调的是与现代性进程相对应的时间概念)以来，文学必然是寄寓于一定的文学制度的“场域”之中的。那么，文学制度与文学之间又会形成怎样的紧张关系呢?
“制度”( institution)一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涂尔干和马克思。依据《辞海》的解释，“制度”一词包含了三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三是指政治上的规模和法度。应该说，除去义项三已很少使用外，今天我们使用的“制度”一词所包含的意义基本上是对其两层基本含义的引伸。而雷蒙•威廉斯也对Institution做了相当的阐释。Institution这个词包含了“制度”、“机制”和“机构”三个方面的意义，当Institution被解作“制度”时，它被用来描述“某个明显的、客观的与有系统的事物”，也就是“一种被制定、订立的事物”。由此可见，“制度”一词具有两个最为基本的指向，一是“制度”体现或要求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二是“制度”是一种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性体系，及由此衍生的具体的规则或行动规范等等。实际上，制度的这两个面向是相互依存的，或者说是互为表里的，由具体规则或行动规范等构成的制度体系恰是保证制度所要求的客观性的关键，而制度所体现出的非人为性又为具体规则的实施奠定基础。毋庸置疑，制度的这种基本（未完，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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