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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小说的农民形象
（作者未知） 2010/8/27
摘要：鲁迅塑造的农民形象，大致有四种类型。鲁迅借助悲剧艺术震撼人心的力量，希望能促使人们觉悟，奋起争得做人的资格。
关键词：鲁迅；农民形象；封建势力
一、前言
鲁迅弃医从文，主要目的是为了“立人”，改革社会。在鲁迅的早期小说中，农民的命运受到深切关注。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逃避现实者：阿Q；二是屈从命运者：闰土、七斤；三是抗争失败者：祥林嫂、爱姑；四是迷信愚昧者：柳妈。鲁迅着力描写他们处于沉迷不醒，昏聩、麻木、愚昧、沉滞的精神状态，作者期望通过揭示病态的原因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本文将对这四种类型的农民形象展开论述。
一、逃避现实的阿Q
在鲁迅刻画的农民形象中，逃避现实者阿Q的形象，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具有永久艺术生命力的典型形象，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阿Q的生活道路，虽然并不是当时所有农民共同的生活道路，但就其悲惨遭遇来看，阿Q的受压迫、受剥削、被凌辱、被愚弄的命运，却是广大农民所共有的。有压迫就应该有反抗，但是，阿Q的性格却使他的所谓反抗，通过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他一生的“行状”里，他的性格显示出很多弱点或者说病态。
阿Q生活地位极其低下，不过，“阿Q又很自尊”。这种自尊心在阿Q身上并没有变成反抗的力量，相反，却在找理由自譬自解，用“你还不配”的精神胜利绝招来逃避现实，在瞬息之间把现实中的弱者地位荒谬地化作幻想中的强者地位。
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恶劣的发展，就是欺凌弱小，借以转嫁痛苦。他要取得实际胜利，但他所致胜的，不是欺凌过他的对手，而是并未欺凌阿Q，反被他所欺的弱小而无辜的人。阿Q这种欺凌弱小的恶劣行为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
鲁迅曾指出：“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①中国近代蒙受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奇耻大辱，在统治阶层中形成了从残酷的失败中寻找荒唐的“胜利”的自欺欺人，不思变革自强的病态心理，这种“病”也传染给了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
逃避现实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一种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和病态的心理。鲁迅描绘的阿Q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②对国人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要中国得救……只要青年们……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③鲁迅是这样寄望国人以阿Q为镜子来改革“国民性”的。
二、屈从命运的闰土、七斤
屈从命运者闰土，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在《故乡》中，闰土以一个活泼机灵、能干的勇敢少年形象出场，可是经过二十年的生活重压，他变得像“石像”一般，迟滞麻木。闰土身上的这种巨大变化，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破产农民的真实写照。尽管闰土质朴勤劳，但驯服老实的他屈从地停留在一条封建统治者规定的界线上，恪守这些统治者制造的许多“法规”、“等级”。 闰土把生活的贫困和灾难归罪于自己的命运不济，屈从命运的闰土，捧着香炉和烛台，安分守己，心中的反抗意识也就灰飞烟灭了。
《风波》中的七斤，与阿Q相比显得较为单纯。但七斤依然是个愚昧麻木的人，当赵七爷胡诌什么“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他深信不疑，以为真的要掉脑袋，他认为是命里注定自己该倒霉，既是命运的安排，就只能屈从了，垂手等待死神的降临。“非常模糊”的他，除了屈从命运是别无他途的了。
《风波》和《故乡》都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发生的，此时人民群众尚未真正摆脱封建专制文化的束缚和影响。鲁迅通过对屈从命运者闰土、七斤的形象描写，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矛盾：农民被封建主义残酷压迫剥削，生活极其悲惨；他们精神上愚昧麻木，却没有为改变自己悲惨境遇而奋斗的思想和行动。鲁迅同时也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深入挖掘，揭示如果人们不觉悟，中国难有光明的前途。
三、抗争失败的祥林嫂、爱姑
抗争失败者祥林嫂，是鲁迅精心塑造的一个勤劳能干、善良、倔强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
祥林嫂被迫嫁给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丈夫，二十六七岁上就当了寡妇，她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继续活下去的权利。可是，灾难和痛苦的折磨，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和灵魂，而来自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毒辣的“无影脚”也常常踢打她的灵魂。因为她是一个再嫁的寡妇，根据封建阶级的宗教道德戒条，一个再嫁的女人，死后下地狱，阎王爷要把它锯成两半分给两个在阴间相争的丈夫。对于善良的祥林嫂来（未完，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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